黄煌老师基于汉方方证，发展了“方—病—人”模式。
刘英锋老师基于姚氏理法，多年来致力于汇通寒温，统一辨证的研究。一者方证，一者理法，并非互相对立，而是肯定和赞许对方的研究成果，并且认真聆听了彼此的讲座内容。刘英锋老师直言和黄煌老师是莫逆之交，赞许方证的重要性和数十年致力于经方的推广和普及后，再提出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刘老师的开场发言令人深思，中医的交流需要如此雅量，大家之间总是惺惺相惜，这才是君子之交。
本文为黄煌老师、刘英锋教授，授课心得笔记部分，款冬医花记录分享。
云南游学小记（贰）
款冬医花 款冬医花 2022-10-03 16:57 发表于江西
刘英锋教授此次的授课题目是《乌梅丸类方的临床活用与厥阴主风病机》，在正式开讲之前，夫子说了这么一段话，笔者听了之后，真是由衷的钦佩，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各位中医同仁，大家上午好！前面黄煌老师的精彩讲座，我在下面听得也是情绪沸腾！我跟黄煌老师是莫逆之交，早在2004年，国家开展“名老中医成长之路”的课题研究，希望能总结名老中医的成才经验，我是国家课题组单位的负责人，当时就去调研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名医，既然是有代表性的，那就不能只找学校的。当时南京是我们的调研重点之一，选的一位是现在的国医大师周仲瑛先生，另一位就选了黄煌老师。因为黄煌老师当时的民间中医做得特别好，我觉得民间中医也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跟黄煌老师就聊得比较投机，后来在学术会议上也经常见面。
立足于中医的传承！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点。而中医的传承一定要落实到基层和实用，所以，黄煌老师和我就各自做了不同的事情。我在江西南昌，承蒙姚荷生老先生的指点，做辨证论治的系统研究，进行着“井冈山革命斗争”；黄煌老师就到基层去推广经典方证，做“农村包围城市”的筹划。
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非常有道理，中医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实践。如果不落实到实践，理论说得再天花乱坠，那也是无法长远的。因为中医的东西不是一下就能说清楚的，要想说得很清楚，不是那么容易的，科研搞了这么多年，说清楚了多少东西？但是，实践的有效性却摆在那里。
我觉得黄煌老师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做得很好，而我这个“井冈山革命斗争”做得就不像黄煌老师那么大，我们两个互为补充。
以方证切入，讲事实是第一位的，事实讲清楚了再来讲道理。而我们现在中医教育是事实没摆清楚，道理在那玄想，道理脱离了事实。黄煌老师其实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他不把道理说得那么复杂、那么细碎，像方证后面的加减肯定是有道理的。其次，要讲中医的科学化就要讲逻辑，但是，逻辑务必务实存在，不能只有逻辑没有形象，毕竟中医的产生是形象在前，逻辑在后，如果把形象都抛掉了，逻辑还是逻辑吗？所以，中医现在很重要的任务是抓简抓要，抓住能用的，这更为迫切。
我跟黄煌老师讲得是略有不同，他左手我右手。他讲方证，我觉得方证之间还是要有理法的衔接。方证是基础，方证可以应对许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一部分疑难病，但如果碰到疑难复杂性疾病，怎么办？经方很有用，那是不是所有疾病都适用于经方呢？这肯定是有限的！你一定会看到有些证超出了经方的适用范围，否则就没有叶天士的发展，没有犀角地黄汤的产生。
对于新的问题，就要有新的创造。前提是要把原来的东西搞懂，从里面找出规律，然后加以拓展延伸，除了经典对于方证的认知，还可以根据机理，进行延展的发现。经典上没讲的，我也可以用，这方面姚荷生老先生做得比较好。还有，碰到复杂问题，可能哪个方都不太适合，甚至合方也是有限的，那就必须改制化裁。
所以，我们在方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要找到理法的衔接，因此，我这里介绍的是从“证-理-法-方”这样一个思路，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方，乌梅丸。乌梅丸可能很多医生用得也有经验，但如果理解起来，还是难！它比黄连汤难，比半夏泻心汤难。
这节课，就以乌梅丸为例，让我们在方证的基础上，再去进行理法的思考，使我们的方证得到深化和拓展。这里乌梅类方的临床活用，就是基础方所延伸出的类方。要达到临床活用，一个是在于多临床，靠经验的积累；一个就是有限病例，通过理论的提升，举一反三，来拓展临床活用的提升。”
又一次见识了夫子的人情练达，这说话也太有水平了。
夫子没有把方证派放在对立面，而是肯定并赞许了黄煌老师对中医传承的贡献，其所做的基层推广、抓简抓要、形象描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也顺势点出“唯方证论”的不足之处，若能在方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理法的衔接，不仅能在临床上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又能为理论与临床的互为助益做出提高。最后，夫子从经方乌梅丸切入，以“乌梅类方的临床活用”为例，看乌梅丸蕴含的道理所在，以及“证-理-法-方”之间的完美衔接。
至于具体的授课内容，信息量太大，再开一篇吧，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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