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学化的困境 ——以风行一时的“柳枝接骨术”为例

华夏中医人的小编最早听说过“柳枝接骨”是在谦和既济LoontaDC。

本文是很详细的介绍了来龙去脉，这是真正存在的一种神奇的中医术，

让我们重新审视古中医的传承，

以及生命的本质和真相是什么。

中医科学化的困境 ——以风行一时的“柳枝接骨术”为例

陈勇 独立精神 2022-04-20 08:08

摘要

与20世纪上半叶被动接受西医改造的“科学化”路径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科学化”历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创立具有现代性的“新医学”成为中医和西医发展的共同方向；另一方面，中医在寻求“科学化”的同时，需帮助西医实现“中国化”；相应地，西医在寻求“中国化”的同时，也需帮助中医实现“科学化”。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柳枝接骨术集中地映射出“中医科学化”自身的内在困境，在于弘扬传统文化与恪守现代科学标准的两难，而其本质则是文化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中西医关系上的体现。即使人为地提高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医的地位，最终也仍然无法使其摆脱“科学化”的困境。

关键词

中医科学化；柳枝接骨；西医中国化；困境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在中国的逐渐普及，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不得不努力寻找合理化的发展路径，“中医科学化”在某种意义上即被视为唯一路径。这种以“西化”为特征的“科学化”进程一方面预示着众多中国传统技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宿命，另一方面却大都以陷入困境而告终。关于“中医科学化”，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其置于“中西医之争”或“改良中医运动”中来把握，关注20世纪上半叶中医的抗争与成效，对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医科学化历程较少涉及；二是将其视为“中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与“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等主张并列。但是，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内在困境，两方面的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中医科学化”命题本身就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这在20世纪前半期并不明显，但从50年代开始显露出阶段性特征，其内在紧张也在特定的情形下逐渐彰显。本文试以曾在50年代末风行一时的“柳枝接骨术”为例对“中医科学化”的困境予以讨论。

一、老中医挖掘的祖国医学遗产

柳枝接骨相传是古代中医骨伤科医生用来治疗开放性骨折的一种技术，长期以来，在江苏、广西、四川、湖南等地皆有流传，但传统医书中并未有具体治疗方法及用于临床的可信记载。将这一传说中的医术首先用于临床的是中医刘达夫。刘达夫生于湖北黄陂，自幼师承中医张祥栋学习正骨，曾参加新四军担任骨伤科医生。1955年回到武汉市中医门诊部工作，成为该院骨伤科的创立者。其授业老师曾留下“对手术不能整复的粉碎骨折，可用柳枝接骨”的遗言，而刘达夫在清代医书《伤科补要》里也“看到‘杨木接骨，破腹建肠、解胪理脑’的字样，增强了他对这种疗法的信任”。他“下决心攻克这一难题”，“从祖国医学的宝库中，发掘出柳枝接骨术”。

钱秀昌著《伤科补要》

所谓柳枝接骨，也就是以柳枝取代无法复原的那部分人骨。柳树不但是常见植物，其自身多个部位还有药用价值。明代中药学著作《本草纲目》记载：“柳絮、柳叶、柳枝、柳根白皮乃至柳胶、柳寄生、柳耳、柳蠹均可入药，治疗诸如吐血咯血、金疮出血、面上恶疮、黄疸初起、齿龈肿痛、风虫牙痛、耳痛有脓等多种常见疾病，且多为单方，使用起来非常简便。”正是由于传统中医对柳枝药用功效的认可，它逐渐被赋予了一定的神异功能，成为民俗中驱邪避祸的重要物品。在传统中医骨折治疗中使用柳枝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书中说：“用米沙木篦子，绵绳夹缚，夏月柳枝为条夹缚。”但这里说的仅是使用柳枝作为外部固定的夹板材料，这是骨伤科医生的常用做法，一直到60年代仍在被沿袭，与柳枝接骨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刘达夫并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供参考，这一挖掘工作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创造。

刘达夫先从动物实验入手，在西医同事协助下，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6月的8个月里，先后在9只狗身上作了柳枝接骨实验，其中8只为右侧胫骨，1只为左侧胫骨。手术过程包括：切断骨干、嵌入柳枝、滴入公鸡冠血、施用中药、缝合包扎、X光拍片等，“在手术方式方法及消毒、麻醉、缝合等均用西医常规，在接骨手法、应用药物、柳枝处理及术后换药等均按中医医嘱”。1958年4月，武汉医学院出具的一份鉴定报告认为：“局部切开外观肉眼完全正常，X光拍片柳枝嵌入部份密度较高，局部切片已完全骨化，未发现柳枝残迹。”两个月后的另一份鉴定报告进一步认定：“经脱钙切片检查，镜下见全部为成熟的骨组织，生长良好，骨质致密，未见柳枝残迹亦未见任何异物性组织反应情况。骨折处愈合良好。”柳枝接骨技术的挖掘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刘达夫著《柳枝接骨》

其实，刘达夫的挖掘工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科学”的伏笔。首先，其灵感来自于老师的遗言，对于这项技术，“本人未亲眼看见过”，而《伤科补要》一书所提到的“杨木接骨”只在“序言”而未见于正文，且作序者也称之为“古医之奇者”，表明其未必可信。因此，柳枝接骨的灵感来源与信任依据都是不可靠的。其次，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种来自民间传说或者遗言的技术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仅凭常识亦可知，任何技术长期流传于口耳之间却未见于临床，其中必然有关键的困难没有得到克服。最后，动物实验本身的“科学性”也是要打折扣的，比如手术方法上虽然有对西医的借鉴，但手术过程中对柳枝、鸡冠血、中药的使用等，却都增加了“科学性”验证过程中的不可测因素；而在关于手术结果的2份“科学鉴定”中，仅凭肉眼观察、X光下物质密度的变化和“未发现柳枝残迹”就断定“完全骨化”，这样的鉴定方法也是缺乏科学严谨性的。

更重要的是，意外到来的第一位病人极大地加快了柳枝接骨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应用的进程。这是一位38岁的染布工人刘理修，几天前在午休时被石碾压伤左腿下肢导致粉碎性骨折，在乡县卫生院初步治疗后，因不愿截肢，而来该院求治。1958年6月19日，凭着仅有的动物实验经验，武汉市中医院的中医和西医共同为病人实施了柳枝接骨手术。患者“术后情况良好，体温及白血球未有波动，术后7日即停止青霉素注入，精神食欲睡眠皆好。”根据媒体报道，经过四个月的恢复，刘理修“已完全愈合，能够下床行走了” 。到1959年2月，病人已经痊愈出院，并参加劳动。柳枝接骨的第一例临床应用被认为“完全获得成功”。事实上，这些报道可能大大超前于患者实际病情的发展。

柳树

1958年9月上旬，刘达夫在北京参加“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时，首次向外界公布了柳枝接骨的手术流程，随后又在《中医杂志》和《人民军医》两本中西医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同主题的柳枝接骨论文。具体手术流程如下：

（一）手术用物及手术器械准备：1. 新采柳枝一根，粗细与（骨）相等。2．雄鸡一只。3．普通骨科截肢所需用器械一套，另加柳枝钻孔器及削（修）柳枝刀各一具即可。

（二）手术方法及步骤：1．腰麻后平卧手术台上。2．患肢皮肤常规消毒。3. 手术野区铺好消毒巾。4. 在原伤口处行扩创修理，暴露骨折断端。5. 将断端锐利之处用骨锉磨平。6．柳枝量成骨质缺损形状，做成短棒。7. 将柳枝嵌入两骨折之折（断）端。8. 将雄鸡冠血滴入柳枝接骨处之两端。9. 将雄鸡大腿内侧取下皮肤一块植于患者伤口上（有皮肤缺损者用），周围用丝线缝合。10. 伤口周围撒生半夏粉及银翠散适量，再敷半松膏，全小腿以绷带包扎，夹板固定，送回病房。（注：此例是有伤口及骨质缺损之操作法，若是骨瘤或骨质缺损无伤口者，不宜采用。）

刘达夫文见《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汇刊》

此外，刘达夫还公布了一份辅助的中药清单，其中包括具有接骨、补气、补血作用的内服药“接骨丹”和“接骨膏”，以及具有杀菌生肌、消炎止痛功效的外用药物“石青散”“银翠散”“截血膏”等，对于这些药物的配置方法和用量，也都有详细的说明。手术方案的西医部分主要围绕柳枝消毒、控制感染、保持电解质平衡的讨论展开，对于扩创与缝合、术后护理及适用症等问题也有涉及。最后，他还为自己的方案找到了两个理论来源，即中医《内经》的“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源，肾主骨、脾主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理论以及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对有机体的整体治疗观。

巴甫洛夫

如果说柳枝接骨的动物实验只是刘达夫个人行为的话，那么在病人刘理修身上的临床应用则将其提升为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雷祥麟指出，西医研究的程序一般是“化学分析—动物试验—临床应用”，而中医的研究程序则是一种“临床试用—动物试验—化学分析”的颠倒逻辑。在柳枝接骨的挖掘中，刘达夫似乎正是遵循了“民间传说—动物实验—临床应用”的科学逻辑，并且在实验和临床的过程中，不但参照了西医的流程和规范，还有西医的直接参与。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场“科学化”的挖掘中，科学和西医只是一个表象。

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 

首先，刘达夫虽然整体上遵循了先“动物实验”再“临床应用”的过程，但对具体手术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缺乏科学论证的。他所做的就是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而对流传的中医技术进行“还原”，而对其开展合理性论证则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列。其次，柳枝接骨的临床应用是一次偶然事件，而不是在动物实验进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自然过渡的结果，所以它不是科学研究的自发进程。在刘达夫发表的论文中，他亦希望这一临床案例能够成为中西医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因此这次临床应用在本质上仍是实验的一部分。由此来看，刘达夫实际上在中、西医的两种思维方式中，仍然选择了中医的“从临床到实验”的逻辑，而抛弃了西医的科学逻辑。再次，西医的参与、中西混杂的手术方案和理论来源并不能遮蔽刘达夫“中医为本，西医为用”的思想观念。比如刘达夫列举的中医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和明代医书《医宗必读》，但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清晰， 与苏联理论的关系就更远。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在外科手术流程之外，对于像滴洒鸡冠血这样的做法，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西医力量的介入无不是在将整个治疗方案分割之后对于细枝末节的具体操作上的介入，其作为中医治疗方案的补充手段的位置显而易见。这样的中西医结合，不是在医学学理层面上的结合，只是在手段和方法上的结合，其“科学性”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因此，对于老中医刘达夫挖掘出的整个柳枝接骨的治疗方案来说，“科学化”只是一个表象，根本仍然是源自传统的中医技术本身。也正因为如此，柳枝接骨的“有效性”才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它早已被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所验证。

《黄帝内经》

二、特殊环境下的中医成就典型

显然，柳枝接骨术最初只是中医刘达夫个人医疗实践的创新之举，但因为他对这一技术的来源和神奇疗效的宣传，还是产生了轰动效应，很快就被包装成传统中医技术宝贵遗产而引起各方关注，行政主管部门也开始介入引导。这一切的发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

早在1950年5月，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就曾指出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巨大压力：“中国人民每年死亡五百多万人，其中有四百多万人未得到合理的医药帮助，患者中有八千万人未得到合理的治疗”。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依靠现有的二万个正式西医是不够的”，必须“和几十万中医团结起来共同合作”。同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针对中西医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指出：“应该从两方面来加以改造，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中医要学习西医的科学知识，而西医要学习中医的大众化，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卫生部副部长李德全指出：“中医必须提高，学习政治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将中医的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使中医科学化……西医对民族传统缺乏研究，对中国具体条件缺乏考虑，对中医缺乏正确估计，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要提高和改造。” 贺诚则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中医的问题在于理论缺陷，需要科学化的提高；西医的问题在于不够大众化和中国化，二者都需要改进，从而服务于群众。因此，“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在50年代初便被确定为新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基本策略，这既是在现实的医疗卫生需求面前，对中西医在人数、分布、优劣势等方面进行权衡的结果，也是新政权为了同时争取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这两种合法性资源而在中西医之间进行的微妙平衡。

但在50年代以后的中西医关系中，“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大部分时候，“中医科学化”的紧迫感要远远超过“西医中国化”。因为“科学化”已是公认的现代化准则，在科学化方向是不容置疑的这一前提下，中医要在现代社会拥有合法的生存权，就必须实现科学化，即只有剔除了非科学的“糟粕”后，才能实现古为今用。相对说来，西医并不存在科学化问题，而“西医中国化”，只是一个洋为中用的本土化问题。贺诚在1950年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总结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中西医合作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中医进修，学习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并与自己的经验融会贯通；第二是西医研究中医的经验，研究中药的药理。”在这里，“西医中国化”所指，除了西医应研究和吸纳中医精华之外，实际也承担了一份帮助中医实现科学化的责任。尽管他在1952年时又说：“中医有不科学的地方，西医同样有不科学的地方。”但以“科学”作为中、西医的标准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给予中医可以在科学标准以外独立存在的额外空间。相反，他更加希望用西医的“科学”来促进中医的“科学化”。《人民日报》1954年的一篇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文章也明确指出：“西医只有通过对祖国医学遗产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发挥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对整理和发扬这份遗产的作用。”换言之，在50年代中期，“西医中国化”在实施中成了“中医科学化”的一种补益。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医科学化”，除了在西医一时无法覆盖的广大地区离不开中医的现实以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争取传统文化这一合法性资源的重视，而中医无疑是国粹，是传统文化最好的代表之一，在现代化尚不能容纳二元知识标准的当时，要在医学这一公认的科学领域巩固传统文化这一合法性资源，“科学化”就成了中医最佳出路的不二选择。与中医相比，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是，中医医理与传统文化是无法切割的，也是科学化的西医理论所难以替代和改造的，这就不免使中医陷入一种科学化的焦虑。当然，对于西医来说，“西医中国化”同样让他们面临压力，因为涉及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要出现某种足以压倒科学化的政治或社会氛围，西医也会陷入某种焦虑，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以便做好随时转换身份的准备。因此，“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这个二元结构本身是不稳定的，这在柳枝接骨案例中有充分的表现。

贺诚

自探索性的个案“成功”并广而告之后，刘达夫作为“柳枝接骨发明人”地位就此奠定。他不但参加了1958年9月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随后还受聘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在此期间，刘达夫除了“面向中国医学科学院四个直属医院以及北京市积水潭等医院的60多位骨科、外科大夫”做了柳枝接骨的技术表演，还被请到协和医院外科教授“柳枝接骨”技术。柳枝接骨也就从刘达夫及武汉市中医院的个体探索发展到武汉市乃至全国多地区多单位参与的群体实验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都有西医的参与和合作。在柳枝接骨的发源地武汉市，卫生局主办了柳枝接骨技术学习班，并为该班拟定了明确的招生办法和管理规定，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事实上，从1958年7月起，武汉市就在逐步组织力量加强对柳枝接骨的研究。7月27日，武汉市成立了由中西医共同组成的“柳枝接骨协作委员会”，由武汉市中医院、硚口中西医联合诊所、市药检所、江汉区正骨联合诊所、市第二医院、武汉医学院、武汉医学院附二院、附一院及红会医院的10多位代表组成。在9月30日正式确定的一份27人的委员名单中，不但有2位市卫生局主管领导，而且还有10位中医师和15位西医师，包括高有炳、朱通伯这样的西医骨科专家。在工作中，“所有人员都积极负责，表现了中西医的互相支持和合作精神”。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中西医不仅对这一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主动加入到学习研究的实践中来，反映出他们对“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的基本认识和觉悟，已经贯彻到日常工作之中。而武汉市“协作委员会”的中西医力量对比则反映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

纪录片《高氏医家》（中为姐姐、妇产科专家高欣荣，左为大弟、内科专家高有焕，右为二弟、外科专家高有炳）

高有炳毕业证

与此同时，媒体展开了对柳枝接骨技术的大规模宣传， 柳枝接骨被迅速塑造成中医成就的典型代表。《人民日报》说它是“已经失传二十多年的祖国医学遗产”；《健康报》称其为“祖国医学宝库里挖出来的珍宝”。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941班柳枝接骨科研小组特别指出：“柳枝接骨为祖国优秀医学遗产之一……可是在解放以前，由于对中医的歧视，这一遗产得不到发展，甚至失传。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在正确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之后，武汉中医医院刘达夫医生首先发掘了这一遗产，才使它为人们所重视。”柳枝接骨的影响力还超出了国界。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说它“不仅给病人带来极大的幸福，而且打破了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骨体不能移植的定律。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骨科医学所不能比拟的” 。物理学家周培源称赞它是“医学上的创举，丰富了我国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宝库”。甚至有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外国友人来函询问相关情况。柳枝接骨不但成为中医新成就的标志，而且具有了世界意义。

周培源

从这样的宣传中，不难看出社会各界对于中医所寄予的期望值之高，而这样的期望还落在建设一种现代化的“新医学”的宏伟目标上。早在1951年，中医王克锦就提出：“一方面要学习苏联先进的医学，一方面要批判地接受中国现有中西医学的合理部分，建立起中国的新医学。”1952年，贺诚指出：“今后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对世界进步的医学宝库，多贡献力量。”1954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也强调：“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的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的应用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这便是我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远大目标。”在柳枝接骨的宣传中出现了“世界医学”这样的参照系，一方面表明当时存在的一种希望“以柳枝接骨为标志的中医能够迅速压倒西医”的社会心态，这无形中极大地提高了在科学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的中医的政治地位，并进而使得“西医中国化”——西医对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应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要求被暂时提升到超过“中医科学化”的地步；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这种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医学”，其传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要靠中医来承载和体现。

就这样，柳枝接骨术由一个老中医借用西医技术手段而开发传统医术的个案，载负起了远远超出其本身意义的内涵，成了“祖国医学宝贵遗产”的代表，甚至被寄予了超越西医、领先世界的厚望，逐渐地演变成为一场以武汉为中心，波及全国许多医学院所的中西医创新大协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显然也希望这样的协作能成为“中医科学化”，特别是“西医中国化”的一个典型。

王克锦著《新医学发展道路：辩证观的医学》

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武汉市于1958年11月又成立了专门的全市性柳枝接骨研究小组，“有32个医药院校500多人参加此一规模巨大的研究工作”。这个新组织“由武汉市卫生局负责领导，以武汉市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基础，并吸收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医学院附属一院外科及其他有关单位人员，具体负责这一研究工作的进行”。与此前成立的“柳枝接骨协作委员会”不同的是，参加这个研究小组的30家单位中，只有4家是中医单位，其余26家单位都是西医或其他机构。西医力量的加强直接推动了柳枝接骨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的进程。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4月，武汉市中医院在刘达夫的率领下又做了20例动物实验，同时开展了数十例临床应用。而自从1958年7月武汉市开展“柳枝接骨研究大协作”之后，仅在当年10月到次年2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全市“共做了118例骨与关节不同类型的柳枝接骨实验手术”。这个数字接近武汉市中医院一家单位两年里动物实验总数的4倍。与前者的动物实验相比，武汉市其他中西医院开展的动物实验不但部位更加复杂，手术形式也更多样。不过这些结论过分强调手术后的“一期愈合率”，缺乏较长时间的观察和后续疗效的对比，相较于现代医学对于骨折临床疗效的评估标准仍有一定距离。

西医力量的加强是一个必然结果，无论是对柳枝接骨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化”工作，还是借助柳枝接骨对于西医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化”工作都要求西医力量的投入。这是在“西医中国化”进程选择了借力于“中医科学化”这一路径之初就决定了的。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下，要想推进“西医中国化”的进程，就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中医的学习、研究来实现，而这无疑又将推进“中医科学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投入和推进同时也会使得在“科学”的严格与苛刻的目光下，中医技术的任何缺陷和不足都无所遁形，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挤压传统中医的“科学性”空间。因此，“中医科学化”可以促进“西医中国化”，但在特定情况下，“西医中国化”也会以“科学”的方式阻碍“中医科学化”，进而导致自身的“中国化”也无法发展，这是一个悖论。这正是柳枝接骨案例中所反映出的“中医科学化”的困境所在，这种“中医科学化”的困境同时也是“西医中国化”的困境。

《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

三、西医验证下的错误外科技术

在柳枝接骨从武汉走向全国以后，西医逐渐接管了随后的“科学化”验证过程。从1958年9月起，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展柳枝接骨的动物实验，有的已经迅速推进到临床应用阶段。媒体报道说，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动物实验成功之后，已应用于临床……安徽省立医院也给八位骨折患者进行了柳枝接骨手术……西安医学院在兔子身上做了五例试验，效果都很好。远在新疆的哈密农场医院，在医疗机械缺乏、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大胆地运用柳枝接骨的方法，胜利地完成了手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各地医院有的开始用这方法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有的已在人身上直接使用这方法，都见了奇效”。动物实验的确切数量难以统计，有超过20个省的几十家医疗单位参与，总数应该超过千例。而在临床方面，从1958年8月起的21个月里，有遍布于12个省和直辖市的17个城市的28个单位先后开展了超过480例的柳枝接骨临床手术。

各地试验者在条件不同、环境各异的动物实验中，在实验流程、操作规范、动物选择、效果观察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共识，但也存在一些争论。比如对于柳枝消毒的问题，各地基本都赞同消毒是必要的，“柳枝上细菌很多，大部分为土壤及空气中之非致病性细菌，但亦分得部分致病菌”，如果不对柳枝进行彻底消毒，很有可能造成感染。经过比较之后，武汉医学院认为：“碘酒、碘液等对常见的化脓性细菌及柳枝上分得之致病菌有较强的杀菌作用，效果尚佳，甘草黄连浸泡柳枝，进行消毒，证明不是一个良好的消毒方法。” 尽管化学药物的消毒效果比较好，但是又会带来污染细胞组织的新问题。武汉医学院的王庆堂指出：“化学药液浸泡柳枝，药液对新生组织的生长将有影响。”浙江医学院的李彦生也认为柳枝接骨会产生感染化脓并发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新鲜柳枝消毒时，由于消毒技术不严，两断端毛细管渗透作用而使材料污染，或由于术时未能严格注意无菌操作所致”。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杀死细菌的同时又能避免化学药液的污染。武汉医学院发现，直接剥皮的柳枝无菌次数反而更高，倒是用药物浸泡的柳枝受到污染的机会最多。他们提出：“柳枝木质部分，本身无菌，因此严格进行无菌剥皮手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表面上看起来问题似乎绕了一个圈，最后又回到刘达夫的起点那里，即新鲜的、未经消毒的柳枝是否是最合适的接骨材料？浙江医学院的杨国栋就认为：“树木的新鲜程度及其含水量亦对柳枝接骨的骨修复过程有一定影响。”但是，只要我们认定了消毒是现代医学的手术过程中之不可缺少的必备环节，就必然会对柳枝的消毒问题有着肯定的答案，即经过消毒的柳枝或许是受到污染的，但是未经任何消毒措施的天然柳枝却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前者的危害是相对确定的，而后者的危险却是未知的。现代医学带给我们的正是一种控制前者的能力，而不是盲目侥幸的冒险。随着研究的深入，到1961年时北京中医学院基本确定，“用于接骨的柳枝以保有生活能力者效果较高”的说法没有根据。

《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资料选编》

仅在柳枝消毒这样一个小问题上，各地的试验者之间就存在如此多的意见分歧，但是却没有人公开对柳枝接骨的整体治疗方案提出过任何怀疑，这反映出“中医科学化”对于“西医中国化”的反作用，即没有人敢于去质疑在“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的大前提下，科学研究工作的价值是否只是在于技术和手段方面的修修补补。事实上，这样的修修补补对于“中医科学化”的贡献或许不大，却使得西医在“中国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了。

另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是柳枝能否消失和骨化，终于有西医小心翼翼地接近核心问题了。有不少研究者在实验中发现柳枝在植入动物体内后，在几十天到十几个月不等的时间里会有消失的现象。在刘达夫看来，这就表明柳枝已经转化成骨质了。江西医学院的杨立民认为：“柳枝可成为良好的内固定物质，可起到骨生长之支架和通路的作用。”李彦生也认为：“柳枝大部分变成骨组织，可直接由结缔组织化骨。”天津的刘润田则持谨慎的态度，他在1959年开始的实验中发现“行程过于缓慢，新骨生成量太小”。同年，第四军医大学的刘皑也发现，柳枝的骨化不但非常缓慢，而且动物差异性很大，“显然尚不适于临床应用”。其实针对“柳枝消失即骨化”的观点，王庆堂早在1958年就指出，柳枝接入后会有被结缔组织和骨髓纤维包裹覆盖，即使通过X光的照射也未必能看见，因此，他认为：“柳枝是否真正消失，不能肯定。”这一点后被复旦大学的实验结论所证实。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柳枝本身没有转化为骨的迹象。”山东大学的李桂舫也持怀疑态度：“柳枝是否可以直接骨化为骨，尚需要更丰富的资料来证实。”赵轶千在1960年进一步批评说：“柳枝完全被吸收，没有直接证明。”随着各地实验的深入，到1960年以后，认为柳枝不能骨化的意见就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主导意见。

《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集》

对柳枝不能骨化的质疑，是柳枝接骨不能获得现代科学认同的关键。它反映出柳枝接骨技术本身存在的固有缺陷，即植物组织难以与人体结合并转化为人体组织的问题。这场在人力、物力、时间上耗费巨大的中西外科拉锯战表明，在现代医学严格的分科体系之下，一些传统中医里“行之有效”的民间疗法难以在科学体系中找到容身之地。因此，“科学化”最终在这里扭转了局面。尽管柳枝接骨获得了“中国化”的暂时庇护，但是中医在选择了“科学化”这一“中医现代化”的路径时就决定了其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科学标准的检验，因此，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必然的。当西医把关键性的局部信息和细节拼成一个证据链时，尤其是当柳枝接骨的临床应用的效果被不断反馈回来时，这项外科技术被学院医学证伪和被正规医院逐出，是其必然的命运。

1958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第6版

在临床方面，就武汉地区而言，在行政权力的干预下，西医力量的加强使得柳枝接骨迅速从动物实验过渡到大规模临床。在1958年6月到1959年2月的8个月时间里，全市共做手术“124例（125次），其中男性106人，女性18人，年龄最幼者5岁，最高者60岁。在这125次手术中，共采用柳枝118次，桑枝5次，梧桐枝2次。手术中在手术局部应用公鸡血及中药者8次，未用者计117次”。临床中发现，柳枝接骨手术最大的威胁是感染，而感染率最高的手术均与柳枝移植相关，这反映出最大的问题还是柳枝难以与人体组织融合，即柳枝骨化的问题，这与动物实验的结论完全一致。临床应用的结果也印证了研究者们的一项基本结论，即“柳枝接骨最好的适应症应为长管骨骨折开放复位作的内固定用”。换言之，在严重的骨不连接、骨肿瘤、肘关节变形、慢性脊髓炎等病症的治疗上，柳枝接骨的适用性并不理想。

到1959年3月以后，有关柳枝接骨临床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已越来越无法回避。4月17日，武汉市卫生局发出通知：“为慎重起见，除了继续动物试验外，自即日起暂缓在临床上治疗。”6月，武汉市委也指示：“在未证实柳枝于人体内确能骨化以前，暂时停止柳枝接骨临床应用。”1959年7月，武汉市柳枝接骨研究小组提交的一份较为全面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武汉地区施行过的191例临床手术中，存在有相当数量的“失败案例”，其中有柳枝脱落49例，柳枝未能骨化58例，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在69例所谓的“成功案例”中，有些已经愈合的病患也曾出现过断端错位、不连接等问题。因此，该报告认为：“把柳枝作为内固定（材料）来治疗各种骨折应为原则性错误。”至此，柳枝接骨的发掘以“错误技术”的结论而落幕。

中药柳枝

四、结语

风靡一时的柳枝接骨术原不过是关于中医骨科方技的一种传说，它在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发掘出来，并加以推广、应用和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中也有必然。从老中医刘达夫的个人创造，到武汉市开展的中西医协作，再到全国范围内的动物实验与临床应用，最终它被证明并不是一项符合科学规范的外科技术。柳枝接骨术的发掘可谓20世纪50年代“中医科学化”进程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案例，它不但反映了中西医关系的特殊面相，而且折射出“中医科学化”的内在困境。

马伯英认为，“中医科学化”的道路是“既阐发出中医自身的科学性和应用性技术、药物的原理，又努力吸收或互证于西医的既知原理，使中西医两者尽可能靠拢，相互为用。”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状态，但能否实现是要画一个问号的。中医原本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自身也许有某些与科学相通之处，但其原理的科学与否并不是中医理论所能自证的，若指望西医来代言，却又不免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中医与西医是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各自产生和成型的，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二者不是代际差别，而是种属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医有着特殊的地位，只是在近代以来“科学”成为主流、“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的时代氛围下，外来的西医才具有了相对于中医的优势。所谓中西医互证，其实质仍是以“科学”作为现代社会中合法性生存的不可更改的标准。由于西医在当今医学领域的垄断地位，“互证”对西医可以说毫无意义（其科学性无需中医证明），而对中医来说，则意味着必须接受用代表“科学”的西医标准来衡量自己，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被西医审视、观察和研究的地位上，其结果，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中医，在西医的视域里，除了“不科学”以外，恐怕难有其他。

马伯英、高晞、洪中立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柳枝接骨术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带有相当盲目性地开发出的号称“传统中医技术”的一种骨折治疗手段，其实它从来都不是中医的真正代表，在可证的中医史上，也没有成功的临床应用的相关记载而始终只是流于传说。不管开发者的动机如何，其被证伪的结果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注定的，但这个结果一旦落下，只会给本已陷入科学化困境中的中医雪上加霜。本文之所以选取这一案例，固然是因为这一案例在当时影响很大，且自始至终都有比较充裕的资料，比较容易揭示其全貌；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案例可以说明，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统中医与西医之间的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而过度地强调“中医科学化”，甚至强行将中医纳入科学化轨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将中医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无限放大，并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否则，像柳枝接骨这样终将被证伪的“中医技术”就会大行其道，而这决不是中医的福音。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类似的案例在此后并非没有发生过。因此，中医要在现代社会合法生存，当尽可能卸除附着于其上的一些外加的符号，而“科学化”似乎也不是一条能够到达理想彼岸的路径。中医也许是到了该以医为本，谋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陈勇博士

原文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作者：陈勇，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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