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学，三年皆应行道救人

在中医学史上，被誉为“中国近代中医第一人”的张锡纯是一位值得称道的著名医学家。他不唯学术思想独特，理论造诣深邃，临床经验宏富，就连他的中医教育思想，亦是光彩照人的。爰采张氏《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关中医教育的论述，略作探讨，作为引玉之砖。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是张锡纯对学医者所进的一句金玉良言。他自己之所以能对中医学作出不朽的贡献，正是由于他自始至终躬亲实践了这一句金玉良言。

张锡纯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习儒。但他常怀“济世活人”的大愿力，故在两试秋闱不第后，虽在壮年，即淡于仕进，遂尽废举子业，而广求方书，远至农轩，近至清代诸家著述，约共百余种，朝夕诵读，刻意精研，终于渐渐登堂入室。

及其临证之顷，又常忆念其先慈的谆谆教诲：“病家盼医，如溺水求援，汝果能治，宜急往救之，然临证时，须多加小心，慎勿鲁莽误人”。因之惴惴小心，如临千谷，殚精竭虑，穷究博考。故其疏方，辄能得心应手，挽回人命于顷刻。

张锡纯行医的时代，中医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那时，西医学已在中国流行，一些人以西医之长，比中医之短，怀疑甚至否定中医的科学性。社会上崇西轻中之风，日渐隆盛。而反动政府疯狂推行民族虚无主义，一再取缔中医的行医权和教育权。这股来势汹汹的逆流，把中医界一小部分人冲击得晕头转向。

中医学何去何从？如何正确处理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这是迫在眉睫的两个要害问题。由于张锡纯具有济世活人的大愿力，故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勇于挺身而出，与一批有志有识之士一道，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张中、西医并举，相互为用，取长补短，振兴中医学。

他说：“医学以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如实验器械化学等），以补中医之所短；在西医犹当精研气化（如脏腑各有性情及手足六经分主六气等），视中医深奥之理原为形上之道，而非空谈无实际也。”

所以，“当今之世，欲求医学登峰造极，诚非沟通中西不可也。”他将自己毕生临床经验的结晶命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也是寓有这种深意的。

他再三申明他的所谓“衷中”，绝不是要求学医者钻进古籍堆里去当蛀书虫，食古不化，抱残守阙，“夫事古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唯借以瀹我性灵，益我神智，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又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伸触长之，使古人可作，应叹为后生可畏……”

为什么同时又要“参西”呢？因为处在 19、20 世纪的中医，面对西医学的长处及其对中医学的渗透，岂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若吾人仍故步自封，不知采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吾中药之所短，是甘让西人进步矣。夫天演之理，物竞天择，我则不竞又何怨天之不择乎？”

他甚至大声疾呼曰：“吾儒生当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其愿力之宏大，真可感天地泣鬼神矣！

尊经典毋忘玉中瑕

张锡纯学医伊始，即尊崇经典著作，尤其尊崇《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他说：“本经与内经……为医学之鼻祖，实即医学之渊海也。”

“知《本经》与《内经》，诒之开天辟地之圣神，为医学之鼻祖，实即医学之渊海也。”——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

　“本经、内经之包括医理，至精至奥，神妙无穷。”“内经精纯之处，其光华流露，如日月经天，朗朗照人，令人心目俱爽。”凡两书中紧要之处，他皆搜罗于《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深刻阐发，以教导学生。

比如《本经》载桂枝治“上气吐吸”，山茱萸治“往来寒热”，后世本草不载，张氏便不厌其烦地列举治验，向学生强调本经记载之真确可信。

他还别有会心地指出：“神农本经365味，每味皆有主治之要点。其所主治者，乃其本品独具之良能，恒有不由气味推测者，后世本草对于此等处，恒疑而删去，及取其药性试之，其效验原与经文若合符节。”

换言之，不能单凭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经等理论来概括药物的全部功能与主治。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确是颇有见地的。

又如深研《内经》有关“大气”、“宗气”的大量论述，结合临床实践，明确揭示宗气即胸中之大气，并深刻阐发大气下陷之病因病理及其辨证论治与鉴别诊断，创制“升陷汤”等方药以升补胸中大气。

此等卓见，虽有采于喻嘉言、孙一奎、李东垣诸家而更精当，其理论意义与临床实用价值，以及开导末学之功岂可忽视哉！

他认为，《内经》“代远年湮，不无残缺。古时相传多以口授，尤易亡失。”“是以内经之文有非圣神不能言者，有近于战国策士夸张之语殊鲜实际者”，“而注之者，必皆一一视为圣神语录，逐句细为诠解，此谬误穿凿之所由来也，”“是以愚读《内经》，虽挨篇遍读，实非遍记，亦不留意注疏。”

这就是说，张锡纯虽尊崇经典，却不像有的医家那样，以为经典上句句珠玑，字字金玉，不可挪移一字，甚至对于明显错讹之处亦要穿凿附会，牵强诠解，以致谬种流传，贻误后学。在中医教育史上，像他这样能恰如其分地对经典著作“一分为二”，从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著名医家，尚不多见。

重实践宜推陈出新

中医教育必须注重实践，推陈出新，这是张锡纯中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张锡纯认为，教材内容必须切合实用，推陈出新。

他在《复冉雪峰问创建医学堂规则书》一文中，明确反对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全本充作医学教材，以为把经典全本充作教材，“取径太远，非阐十年之功于此等书，不能卒业，即使能卒业矣，果能得心应手乎？”

他所使用的教材，就是《医学衷中参西录》。他自我辩解道：“此非谓内经、难经诸书可废也，因古籍紧要处，已粗搜罗于拙著之中而便于领会也。”

他还满怀激情地勉励冉雪峰编写这样的中医新教材：“广搜群籍撷其精，参以西学择其粹，独出见解，发古人所未发，补中西所未备，撰为医学新讲义，以教导生徒，诚千古之慧业也，济世之仁术也，岂不美哉！”

其次，张锡纯认为，教学方法必须学用结合，讲实效。他说：“医学校当与医院并立，合为一事，以医院中大夫充医学校中教员。众学生平日闻于师者，及见师之临证处方与所言者若合符节，所治之病又皆能随手奏效，则学生对于经见之证，并且经手治疗，自然确有把握也。”

不但此也，他还以切身经历为学生说法，强调学医者取得直接经验之极端重要性：“凡药皆亲自尝试，即毒如巴豆甘遂，亦曾少少尝之。犹忆曾嚼服甘遂一钱，连泻十余次之后，所下者皆为痰水，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唯后恶心呕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

他运用西药，“实先考其原质性味，知其与所伍中药毫无龃龉，而后敢于一试，及试之屡效，而后敢笔之于书也。”他用这样的方法教导学生，“是以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

综上所论，张锡纯作为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充满革新和进取精神的一代名中医，顺应时代潮流，激流勇进，对中医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光彩照人、行之有效的中医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比较科学的，即使在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发展，并将长期并存”的方针的今天，仍有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借鉴之处。

张氏锡纯（1860～1933年）一生熟谙经典、勤于临床、发遑古义、创立新说，他的精神、思想、学识、著作和成就，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淘洗，仍浮光耀金，影响之大，至今尚无来者。

今天，探讨中医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张氏作为近代“医界群推第一人”，我们应向他学点什么呢？

一、学习他博览善思的治学方法

东汉张仲景，后人尊为“医圣”，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后来结合临床实践，写出了经典医著《伤寒杂病论》。

张锡纯出身儒家，少年时习“四书五经”，先是攻举业，求功名，后矢志岐黄，潜心医学，尤其沉醉在西学新知识之中。对中西医进行比较研究，使他更加“用思精”，汇通中西医学，写出了中国近代中医“第一可法之书”，即《医学衷中参西录》。

故此，在中医界有“前有张仲景，后有张锡纯”的说法。

继承是离不开读书的，然“学而不思则罔”，博览还应善思。张氏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幼学四书五经，其父张丹亭精于医道，于诵经之暇，还旁及医书。张氏读书治学之道，可以总结为两大特点，即“博”与“通”，所谓“博”即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从《易》到《老》《庄》，诸子百家，从《内》《难》《伤寒》到金元各家，兼及西洋学说，无书不读，且由博返约，精读深究；所谓“通”，指在读书与联想的过程中的“触类旁通”，充分领悟其旨，同时以理贯通。

张氏读医书，主张把书与临床结合起来读，反对把书作为教条。在理论上坚持用中医理论解释西医，他说：“中医之理原多包括西医之理”，注意独立思考，自明其理，即使某个道理很不成熟，也必须有自己的想法，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说：“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就要敢于独立思考。”

张氏具有勤求古训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善思”，进而有所创见。他的治学之道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读中国的诸子百家和中医原著，也无暇冷静地思考问题，甚至不识繁体字，不懂句读常识，要想成为中医人才，只能是“水中捞月”的天真意愿。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这部医学巨著中，提出了“衷中参西”的医学思想，为中西医汇通指出了一条新路，并因此成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地位。

二、学习他海纳兼容的宽阔胸怀

林则徐曾有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对做事、做人都很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善于学习的科学精神。张锡纯所处的时代饱受数千年封建社会影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渐进，对于外来文化的渗透，张氏以博大而宽阔的胸怀，愉快地接纳西方文化的撞击，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属难能可贵。同时也体现了张锡纯并非寻常的素质和学养。

张氏说：“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医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如实验器械、化学等），以补中医所短，在西医尤当精研气化（如脏腑各有性情，及手足六经分治，分主六气等），视中医神奥之理，原为形上之道，而非空谈无实际也。”有这种高远识见，和兼容互学的胸怀，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去旁采博求，达到不卑不亢谦逊谨慎的治学境界，这对今日中医界某些固步自封、不愿学习，也不善学习，甚至有意抵制先进的检测方法，对现代科学成果一无所知之人，无疑是一剂醒世良药。

三、学习他法古准今的创新胆识

任何一门学科的兴旺发达关键取决于它的学术创新能力，但创新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当前的中医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创新，张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在张锡纯所处的时代，没有科研课题、鉴定和评选等，但他善于读经典，师古而不泥，厚积薄发，并大胆地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新学、新方和探索药物新知，他说：“吾儒生于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创新意识可见一斑。

在继承中他主张法古准今、批判继承，着眼于今日之创新与推广。他认为：“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申触类之。”又说：“读《内经》之法，在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处或为后世伪，付之不论可也，此孟子所谓书难尽信之意也。”不可“一一视为神圣语录。”

张氏对仲景经方变通甚广。从《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可见到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大陷胸汤、附子泻心汤、白虎加人参汤、大柴胡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等诸方变通法，其斟酌用量、加减药味、煎服法等均在变通中有所创新。

张氏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许多理论创新，如大气学说的发挥，创造性地提出大气下陷的病因、病理、鉴别诊断、治疗，所制升降诸方，至今沿用仍有卓效。再用调治奇经八脉，创制育冲、安冲、固冲、温冲等诸方用治疑难杂症屡起沉疴。

有的人过多强调目前中医的条件差、设备不足，不愿在创新上下功夫，其实近半世纪以来，虽然有了现代化的科研形式，以先进的动物实验和西方科研方式进行操作，不少成果还屡获国家各级“大奖”，但却没有为中医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这不能不让我们冷静思考。

张锡纯当时的条件，首先是有大量患者，其次是他有大量的书，并不断的研读，再加上有一个精明的头脑善于思考，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中医也拥有张氏的条件，尤其是基层、农村有得天独厚的中医环境。应该学习张锡纯那种按传统模式的继承创新的方法，这是一条非常有效的发展之路，只要我们从临床入手，一个病症，一个方药，不懈地探求和总结，也应有像张氏一样的创新成果。

张锡纯不仅有先进的医学思想，而且在临床医学上也颇有成就。他除了不擅针灸和正骨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无不治效超群，其中富有创造性的临床贡献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贡献之一，发扬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

20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张锡纯鉴于前人对石膏及相关方剂的应用不够透彻，遂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总结了石膏在热病辨证治疗中的作用，极具可重复性。

张锡纯认为，石膏不仅清外感实热，亦能清脏腑之热，还可解砒毒、火柴毒，治肠痛，具有解毒消疮之功。石膏又凉而辛散，有发汗透热之功，对外感发热无汗者可清热透汗，力辨白虎汤无汗之禁。

他用生石膏与人参相伍，因人参扶正气、温升、生津，可助石膏退热，使下陷之邪热得以升散，用于邪热炽盛和热病后期之证可使真阴立复，胜于单纯滋阴，清热沉降，可代承气。对邪热郁结、腑气不通者，张锡纯不用承气攻下，而以石膏配代赭石。以石膏清热，代赭石通降，每可获效，且无伤正邪陷之虞。故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

石膏不但可清外感实热，亦可清解脏腑实热。且石膏质重坠，能降胃止呕，善治热病呕吐，还能清阳明之热，逐热下行，善通实热便结。然而，过去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主方。此虽为重症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利。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于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者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者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玄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对石膏情有独钟，人称“张石膏”。《医学衷中参西录》“石膏解”后所附医案达38例，谆谆而述，不厌其烦。其中多系危重症，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个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这些病例仍感棘手。而张锡纯当年每得心应手，云：“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

贡献之二，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

胸中大气下陷证是张锡纯发明的病证名。他认为“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

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喘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症变化多端。经西医诊断，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则有较好的疗效。升陷汤主方：生黄芪六钱，知母三钱，柴胡一钱五分，桔梗一钱五分，升麻一钱。方中黄芪为君药，补大气之不足，以知母制之防变生内热。气以升为顺，故以柴胡、升麻两药升提大气，桔梗轻清，以之引药上行中焦。综而观之，其组方简约，构思巧妙。原方主治胸中大气下陷诸症，或见气短不足以息，或满闷怔忡，或气息将停等，其症难以悉数。

他认为生黄芪功专补气，善治大气下陷，重用生黄芪扶宗气，创制升陷诸方，包括升陷汤、回阳升陷汤、理郁升陷汤、醒脾升陷汤，专治大气下陷，屡起重症，为后人所称道。

案载：有一位24岁青年，胸中满闷，昼夜咳嗽，脉象重按微弦无力，诊为大气下陷，投升陷汤，4剂而愈。在治法上，张锡纯此方属李东垣补中益气法之变方。

贡献之三，衷中参西，防治霍乱、鼠疫。

当时，西医对霍乱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张锡纯发明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用药有朱砂、冰片、薄荷冰、粉甘草，他认为此方治霍乱无论寒热，均可应用。随后，张锡纯又制有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治霍乱吐泻转筋，下痢腹疼，及一切痧证，平素口含化服，能防一切疠疫传染”。此方流传一时，如沈阳某煤矿发生霍乱：“有工人病者按原数服药40丸，病愈强半，又急续服40丸，遂脱然痊愈。后有病者数人，皆服药80丸。中有至剧者一人，一次服药120丸，均完全治愈。”

这两种方药的药味及制法均系衷中参西的成果，经济简便，效果又在单独用中药或西药之上。1919〜1920年，曾在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治愈数万人。

近代西医对鼠疫无可靠疗法，死亡率在90%以上。1921年，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鼠疫盛行，沈阳防范甚严，使之未能传染入境。唯银行之间业务往来不能断绝，鼠疫之毒菌因之有所传染。银行职员施某，30多岁，患重鼠疫，其舌上无苔，干亮如镜，喉中亦干甚，且微觉疼，时作干咳，此乃因燥生热，肾气不能上达，阴阳不相接续，故证象、脉象如此，闭目昏睡，呼之眼微开。张锡纯诊断为肺炎型鼠疫。

于是，张锡纯疏方于下：生石膏三两，知母八钱，玄参八钱，生怀山药六钱，野台参五钱，甘草三钱，共煎汤三茶盅，分三次温饮下。将药三次服完，患者身热，脉起，舌上微润，精神亦明了，唯大便犹未通下，内蕴之热犹未尽清。将原方再服一剂后，其大便遂通下，余热亦尽消。

除此例之外，张锡纯在奉天还治愈了一例鼠疫病人。他后来撰文《论鼠疫治法》，博采中西理论及防治法，深人探讨，对治疗此病很有启迪意义。

贡献之四，创中医为主治肠结法。

张锡纯所治患者，多为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汤等方，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另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乙卯之岁，客居广平，忽有车载病患，造寓求诊者。其人年过五旬，呻吟不止，言自觉食物结于下脘，甚是痛楚，数次延医调治，一剂中大黄用至两半不下。且凡所服之药，觉行至所结之处，即上逆吐出，饮食亦然。此时上焦甚觉烦躁，大便不通者已旬日矣。诊其脉虽微弱，至数不数，重按有根。知犹可任攻下，因谓之曰：此病易治，特所服药中，有猛悍之品，服药时，必吾亲自监视方妥。然亦无须久淹，能住此四点钟，结处即通下矣。遂用赭遂攻结汤去干姜，方中赭石改用三两，朴硝改用八钱。服后须臾，腹中作响，迟两点半钟，大便通下而愈。后月余，又患结证如前，仍用前方而愈。”

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贡献之五，抢救危急大证的发明。

张锡纯长于治危急大证，尤其重用萸肉救脱，效果显著。脱证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他认为，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最为有效。其法为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二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伍以人参、山药等。

曾有邑北境刘氏妇，年近四旬，受妊五六个月，时当壬寅秋令，霍乱盛行，因受传染，吐泻一昼夜，病似稍愈，而胎忽滑下，精神顿散，心摇摇似不能支持，危在旦夕。至张锡纯赶去诊视时，病势大革，殓服已备，着于身将舁诸床。病家辞以不必入视。张锡纯并不见怪，说：“此系暴脱之证，一息尚存，即可挽回。”遂入视之，气息若无，大声呼之亦不知应，脉象模糊如水上浮麻，莫辨至数。张锡纯认为，此证若系陈病状况，至此定难挽回，只因霍乱吐泻已极，则气血暴脱，所以仍可用药挽救。暴脱之证，所脱者为元气。凡元气之上脱者，乃由于肝风所动，当用酸敛之品直趋肝脏以收敛之。所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再用补助气分之药辅之，虽病势垂危至极点，亦可挽回性命于呼吸之间。

于是，张锡纯开了一个处方：净杭萸肉二两，野党参一两，生怀山药一两，共煎汤一大盅。但药方虽开，而药局相隔数里，取药迫不及待，幸亏比邻有张锡纯的一个表兄，存留张锡纯所开药方，取药二剂未服，中有萸肉共六钱，遂急取来暴火煎汤灌之。当药徐徐灌下，须臾气息稍大，呼之能应，又急煎渣灌下，较前尤明了。问其心中何如，言甚难受，其音只在喉间，细听可辨。不多久，所开方药已取到，急煎汤两茶杯，此时已能自服其药。分3次温服下后，精神顿复，可自行动转。继用生山药细末八钱许，煮作茶汤，调以白糖，令其适口当点心服之，一日2次，如此将养五六日以善其后。

张锡纯重用萸肉，以酸敛防其疏泄，借以杜塞元气上脱之路，而元气即可不脱矣。所最足明证者，若初次即服所开之方以治愈此证，鲜不谓人参之功居多，乃因取药不及，遂单服萸肉，且所服者只六钱即能建此奇功。由此知萸肉救脱之力，实远胜人参。所以，张锡纯说：“救脱之药，当以萸肉为第一。”并称之为“救脱之圣药”。

再如小青龙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识见高超、效验卓著者当推张锡纯。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唯小青龙汤加减最有效，并屡试不爽。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小青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治法至今仍值得借鉴。

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症的抢救亦多有发明。

贡献之六，治疗慢性顽症的重要发明。

张锡纯对治虚劳方亦甚为看重，方中使用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发明价值仅次于生石膏。其他有价值的发明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张锡纯认为，“女子癥瘕，多因产后恶露未净凝结于冲任之中，而流走之新血又日凝滞其上以附益之，逐渐积而为癥瘕矣”。对此张锡纯的用药特点为：早期癥瘕，身体强壮患者宜采用破血逐瘀之法，予下瘀血汤，如病数年当攻补兼施。张锡纯治疗癥瘕的独到之处是用药攻病，明确病根结聚之处，用一二味对证的药物专攻其处，再加以补药为佐，使邪去而正气不伤。另外，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如今结核病治疗以西药为主，若需中药配合仍以张锡纯之法最可取。

贡献之七，倡导近现代中医气功养生学。

从中医发展史看，中国历代医家对气功都很重视。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说的“导引吐纳”、华佗所创的“五禽戏”及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所提倡的“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等，都是气功的方法。作为近代名医，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气功养生也有专论，并指出学医者应参以静坐，注重气功养生，其自身即是著名的气功实践家。

张锡纯不仅奋力悍卫传统中医的学术地位，而且独树一帜，认为当时未被列入中医学术殿堂的气功养生学是中医的源起和基础，倡导医界身体力行并应用于临床治疗，从而成为近现代中医气功养生学的先驱者。

他所践行的气功养生学是中医学实践基础之一，而这正是西方医学所没有的。他提倡医家力行静坐气功，并学习长于养生气功的道家《丹经》，认为医家通晓气功养生有以下裨益：通过练习静坐气功，对医家理解心之君火、肾之相火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脑的作用、命门学说、奇经八脉循行路线及其功能，均大有裨益；同时，还能使医家增智益神，即能开发人脑的潜在智能。

张锡纯指出，研究医学者不可不留心哲学，借以清我性灵，益我神智乎哉！这里所说的“哲学”指的就是气功养生学，说它具有“可济医药之穷”之功效，意即一些医药难愈之证，可借气功而愈。

张锡纯的气功法，主要有静坐功、吸升呼降沟通心肾法、意通督脉任脉法等。此外，张锡纯还介绍了佛道修炼气功之书，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紫阳的《悟真篇》，柳华阳的《金山证论》、《慧命经》等，可使人从中悟得寿身寿世之道。

由此可见，气功养生学不仅对领悟医理、开发智能、养生疗疾大有裨益，而且于弘扬中医学亦实为有益。

社会在发展，医学在进步，理论永远是有局限性的。当时，张锡纯从浩如烟海的古典医籍出发，借鉴西医，虽然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理论，但并不足以解决众多的临床问题。于是，张锡纯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表现出大胆求是的实验精神。

四、学习他勤于临床的务实精神

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中医学的理论方药等，疗效如何，安全性如何等，都必须付诸临床才能得到证实。张氏一生勤于临床，对于古方新药主张首先“验之于己，而后施于人”。如甘遂、细辛、巴豆、硫磺、花椒等，皆亲口尝以验其毒性。在新版《医学衷中参西录》芦序中云：“建立完整医案，及时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是张锡纯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

遍观先生全部著作，验案介绍，几逾其半。凡举辨证论治，选药立方，莫不证诸实践，言之凿凿，其于随证变化，是见手眼之处，亦皆迂曲详陈，发人慧思。”此外，张氏善用生石膏，独树一帜，临床上有关石膏的生、熟细节体验真切不虚，并向病家详细交待，如“故凡用生石膏者，宜买其整块明亮者，自监视轧细方的。若购自药房中难辨其煅与不煅，迨将药煎成，石膏凝结药壶之底，倾之不出者，必系煅石膏，其药汤不可服。”张氏临床的这种务实精神，难道不值得今日之中医学习吗？

“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张氏一生创制了不少新方，正是他临床务实精神的体现，这些方疗效确切，安全方便，广为传用。如镇肝熄风汤、升陷汤、资生汤、燮理汤、理饮汤、活络效灵丹、寿胎丸、补络补管汤、建瓴汤、薯蓣纳气汤等均能彰显张氏临证的功夫和水平。

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一些药方不能在动物身上取得试验效果，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张锡纯就“验之于己，后施之于人”，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

为了考察甘遂的用途，《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犹记曾嚼服甘遂一钱，连泻10余次，后所下皆系痰水，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唯后恶心欲吐 ，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而癫狂可立愈。”并且亲身体验到方书中未曾记载的眩瞑等异常现象。由此，他得出甘遂的通利作用远大于大黄、芒硝的结论。这些用自身健康换来的精确感受在其所著的书中比比皆是，对后人大有裨益。

张锡纯对许多所用之药，都曾亲自品尝，以体验其性能，确知其药力和性味，明其用途。由于他总是从临床出发来熟悉药性，所以临证遣方用药总能得心应手。凡自拟之方，皆经过千百次验证，屡用屡效，使新方渐成经典验方。更可贵的是，他将得出的独特见解详细记录，留给后人。

若自我尝试仍不得要领，张锡纯就虚心求教他人。如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于厨师。为了验证市面贩卖之药的真伪，他多方咨访，从不轻信。凡将自己的药方炮制成药，他总是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已，不达目的不罢休。

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轻重，都成了行业的标尺。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的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治疗方法，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

张锡纯对诸家本草有争议之处，也以临床为准。如人参，《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名医别录》谓其能疗肠中冷。而张锡纯证之于临床，党参与玄参等份并用，可使药性无寒热，所以他得出结论：“因此疑年湮代远，古经字句或有差讹。”

张锡纯曾指出，石榴皮须用味极酸的石榴的皮，这样的石榴皮在当时已经较难找到。山萸肉须用很酸的，微酸的不能用。赭石性甚平和，降痰涎，止呕吐，镇逆气，通燥结等，只有其形层层为薄片，且每片之两面，一面点点作凸形，一面点点作凹形者，方可入药。张锡纯所用的半夏都是他亲自加工的，他认为药材作坊加工半夏的方法不合理，有矾味，或治法太过，药力大减，难以发挥降逆止呕之功。若为医者用中药却不识中药材，只能算是半个走方郎中。

张锡纯治伤寒学，绝不“依照原论，逐节发挥”，而是“于古人著作精心研究”，其未备者，“即其所载病状以研究其病情，再印证以生平所治之验案”以补充之。这种引申触长、印证补充的方法，成为张锡纯伤寒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医学虽贵自悟，亦必启发之有自也。”

张锡纯也很重视中药煎制与疗效的关系。他认为“险急之症，安危只争此药一剂”。煎药如不注意火候，将药煎沸出容器，则多偾事；凡汤剂，药汁不可煎少，否则药汁多含于渣中；若误将药汁煎干，复添水重煎，则药失其本性，服之病情反加剧，应弃之勿服。“故古之医者，药饵必经己手修制，即煎汤液，亦必亲自监视也。”这些细微的观察、分析和提示，在当下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 第二，临证施治，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

张锡纯在临床实践中，倡导中西药并用，认为以西药治标，以中药治本，奏效必然快捷。

张锡纯认为：“人之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心脑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长醒。”脑不但与心直接相关，且与其他五脏亦密切相联，脑中气血生成与运行依赖于肺脾二脏，脑为髓之海，脑髓又为肝肾精血转化而成，从而创立五脏论脑学说。

张锡纯不但善于将先贤治五脏病证的方剂化裁用于脑病，还创制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剂，如镇肝熄风汤、调气养神汤、荡痰汤等，均由此而来。从五脏角度论治脑病，突破了《黄帝内经》“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传统认识，是将中医整体观与西医解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进一步发挥。

张锡纯将中医之义理与西医之实验融会贯通，常出新意。他把内中风与脑充血联系起来讨论。脑充血病之说倡自西人，实际中医早就有所认识，如《素问·调经论》所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说的就是脑充血病。其不同点在于，西人但言充血，《黄帝内经》则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其气升而愈升，血亦随之充而愈充，最终脑中血管破裂，致人死亡。

张锡纯在论治脑充血证过程中多采集前人论治内风之精华，突出人体气机升降对气血运行的影响，认为脑充血证系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充塞血管而累及神经，甚至神经失其所司至昏厥不省人事。对脑充血所致脉弦长有力，即西医所谓血压过高者，宜用镇肝熄风汤治疗，如此才与病理吻合。

张锡纯所创镇肝熄风汤治中风证，首辨为“脉弦长有力”，或“上盛下虚”；若“尺脉重按虚者”，加入熟地黄、山萸肉。镇肝熄风汤，由其名可知治肝之理，而“脉弦长有力”主肝火上盛，“尺脉重按虚者”为下焦空虚。

曾有一病人脑中常觉发热，时或眩晕，心中烦躁不宁，“脉象弦长有力，左右皆然”，张锡纯诊为脑充血证，投以镇肝熄风汤，加地黄一两。病人连服数剂，脑中不觉热，后减地黄用量，服药旬日，脉象和平。

用西医病理知识来解释中医病证，并以此指导选方用药，是张锡纯的一大贡献。他认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充血证为西医之病名，属于中医学中“眩晕”、“肝风”、“厥证”等范畴，因其病机与西医的脑充血病因机理如出一辙。

张锡纯根据《黄帝内经》理论，并总结历代医家治疗中风偏瘫之经验，创制了建瓴汤、镇肝熄风汤等新方剂。从建瓴汤的组方遣药来看，与肝阳上亢、肝风内动之病机丝丝入扣。方中重用赭石等潜阳降逆，用怀牛膝引血下行，生地黄等养阴熄风。服用此方，可使脑中上逆之血如建瓴之水下行，使肝风内息，血压下降，心神得宁。

从张锡纯临证验案中可看出，镇肝熄风汤由建瓴汤加减变化而成，两方同中有异，临证运用，屡用屡效，治愈了大量脑充血患者。另外，他认为西人所谓脑贫血病，即属中医内中风证之偏虚寒者。脑贫血者，其脑中之血过少，无以养其脑髓神经。是以究其终极，皆可使神经失之其所。所以，加味补血汤以黄芪为君，并配养血活血之品，使气旺得升，血虚得养，诸证自除。

又如，张锡纯论阳明发黄诸证，认为“黄疸为胆汁妄行血中”所致；寒湿黄疸是“因肝胆阳分不振，其中气化不能宣通胆汁达于小肠化食，以致胆管闭塞，胆汁遂蓄极妄行，溢于血分，而透黄色”。他用西医学胆汁排泄不畅、逆入血中的理论来印证中医黄疸的病机。同时认为茵陈具有“升发之性，实能开启胆管之闭塞”，具有利胆退黄的作用。

再如，张锡纯谈到霍乱时说：“用显微镜审查此病之菌，系弯曲杆菌（指霍乱弧菌）……即为霍乱无疑也，至于细审此病之凉热百不失一，当参霍乱方及霍乱治法篇，自能临证无误。”从而确立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临床模式。

张锡纯认为，中西药各有所长，西药治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治病求因，是重在病之本。究之，标本原应相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速。因此，他所创制的许多验方在实际运用中作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传统中医药有了显著的进步。张锡纯的临床之法，是中西医结合的必然走向。他总是将中西医巧妙结合以深究其病机，其识见之高，无可比拟。

五、学习他济世活人的大师风范

张锡纯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风浪之中，勇敢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又能在学术上不为时风所动，忠实传统，提炼传统，海纳百川，为我所用，一心以活人济世为己任，他说：“人生有愿力，而后有大建树，一介寒儒，伏处草茅，无所谓建树也，而愿力固不可没也。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自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则愿力大。”医生乃社会最低层，难作伟大之业，但张氏心存崇高志趣，不随流俗，潜心学问，宁静致远，自信稳健，诚不失大师风范。

对于做学问，孔子主张：“先事后得”，谈的是做人做事，首先不要追求个人利益，以后自然会有好的成果。这四个字要做到很难，尤其在今天的社会风气下更难。张氏生前身后不少人对他不成熟的“参西”观点不理解、不认同、甚至提出批评，但他自有“毁誉可由人，而操守当自坚”的大气，超过功名利禄，不入歧途，坚持“参西”为“衷中”之用，终成大师。值得今日中医好好学习。

勿庸讳言，今日之中医，面对现代技术高利润的诱惑，市场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淡薄……欲学张锡纯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的高点，脚踏实地，潜心学问，注重“内美”轻于“外扬”，苟非“宁静”者，实为难矣！

行医事关人命，所以凡有名望的医生，都是病家有请才去。张锡纯一生行医，不避风险，力破“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症，则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有定见，虽昏夜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明知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备，不肯稍有懈怠。许多危急重症，经他治后，往往妙手回春。

邻村一个5岁男孩，于仲夏得温病，其叔父与其表叔毛某，皆邑中之名医，且善治温病。而两人共治旬日无效，托故外出。请张锡纯诊治，时患者已两目清白，无所见，两手循衣摸床，动乱不休，谵语无伦，不省人事。张锡纯四诊合参，沉思片刻，断为“肾阴将竭，肝风内动，危险至极之候”，遂用大滋真阴之品，济阴以应其阳，期能自汗。随后开出一药方，重用熟地、玄参、阿胶、枸杞之类，约重六七两，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2剂后，患者遍身透汗，其病豁然而愈。如此危重至极之症，经其治疗，得起沉疴，由此，张锡纯在邑中颇负盛名。

张锡纯的友人黄文卿，幼子出生6个月，头身胎毒始终未愈，体质很弱。忽肝风内动，抽搐不休；囟门微凸，按之甚软，微有赤色；指色紫为爪形；目睛昏而无神，或歪；脉浮小无根。黄文卿问曰：“此证西医已诿为不治，不知还有救否？”张锡纯仔细诊断后，认为是因虚气化不固，致肝阳上冲脑部扰及神经，答曰：“还可竭力治愈。”于是亲调汤剂，频频灌服，2剂后肝风止，加减其方，4剂痊愈。张锡纯临证救人，风雨无阻，活人无数。赵伯骧曾写诗赞道：“同胞沉疴凭公挽，确是名医第一人。”

从这些病案来看，张锡纯诊治重症，不是主观臆断，空泛之谈，而是得之于“临床数十年屡次实践中”，“因屡次重用之，以挽回人命于顷刻之间也”。特别是他每临疑难急症，不避医忌，不计得失，敢于挽救患者性命，这种悬壶济人的精神是值得今人推崇和效仿的。

张锡纯历来反对空谈，崇尚实验方法，勉尽人力，行道救人，从而成为名扬四海的实验派大师，堪称近代医学第一人。如果要成为某方面的大家，首先应该做到超越当世的功名利禄，古代的张仲景、李时珍如此，近代的张锡纯也如此，只要我们能在中医继承的道路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克服浮躁，甘于寂寞，就会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学有所进，学有所成，在中医界多出人才，进而再出现继张锡纯之后的当代大师，则中医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