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经脉各有其腧穴，为气血输注、邪气出入之门户，可泻实补虚、调畅脏腑，而手少阴心经的腧穴配置尤为特殊。
世人皆知心为五脏之一，却未必尽知在《黄帝内经》的生命体系中，心被赋予“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的统率性定位。岐伯直言：“少阴，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五脏各司其职，肝主疏泄、肺主气、脾主运化、肾主藏精，心则在整体上对诸脏功能与全身气血运行发挥重要的整合与主导作用；不过，这一作用并非单向凌驾于诸脏之上，而是在脏腑相互为用、五行生克制衡的网络中实现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心藏神，人的神志、思维、情志多由心所主，而魂魄在中医传统中亦与肝肺密切相关，故心被视为人体精神意识活动的重要居所之一，是生命活动的重要中枢之一。
正因心为君主之脏、神明之所舍，故而《灵枢》称“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这里的“坚固”，并非指形体坚硬，而是强调心神本位之尊贵与心主神明之重要，故心之本脏通常不容邪气直接侵犯。中医认为，正邪交争，病位有浅深，六腑受邪、他脏受邪，多可随经调治；而心为本脏，诸邪多先犯心包，较少直中心本脏。若邪气直犯心本脏，则可能伤及神明根本，出现“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的危候。心神失守，则脏腑失其统率、气血失其主宰，病情多趋危重。这也是《灵枢》时代手少阴心经“独无腧”之说的重要背景之一。
天地之道，阴阳相济；人身之理，攻守有度。心本脏主持神明而少受邪直犯，又需外围护卫，心包络遂成其藩篱。岐伯点明其理：“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腧焉。”心包络居心之外围，为心之藩篱，代心受邪，并为心之外卫。
在《灵枢》“心不受邪”的诸邪之理论框架下，在于心者，多责之心包络，而非直犯心本脏。古人常以“外城”喻心包，如帝王居所之宫墙，为心之外卫、藩篱。正因心包经脉五输完备，可疏泄邪滞、调和气血，在“心不受邪”的框架下承担了心病外治的主要通道，故《灵枢》论五输配属时，手少阴心经不另设五输穴，而由手厥阴心包经代行。这一设定，体现了中医“护君守本”的施治原则：核心根本不宜轻易扰动，外邪阻滞多从外围疏导。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灵枢》时代“独无腧”之说的理论背景；后世手少阴心经腧穴逐步完备，神门等仍为临床要穴，不可据此认为心经全程无穴。
黄帝继而追问：“少阴独无腧者，不病乎？”此问切中要害：既然少阴在五输配属上不另设治脏之腧，是否意味着少阴经脉全无病症？岐伯的解答，使少阴经脉的施治逻辑更为完整：“其外经病而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少阴心经虽不另设五输治脏之腧，却有行经之脉；其病多见于外经，本脏受邪则多从心包论治。同篇又指出可取掌后锐骨之端，可见少阴并非全无施治之处，而是“脏病多从包络，外经仍取本经”，攻守分寸正在于此。
心之本脏通常坚固，不易受邪，但其循行于体表的经脉、络脉可受外邪侵袭，出现经脉瘀滞、气血不畅之症。针对此类经病，上古医家提出了施治之法：“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此“掌后锐骨之端”，后世多定位为手少阴心经神门穴，用以调治心经经病；而神门在现代临床中也常用于心悸、失眠等心神病证，可见其作用并不限于外经。手少阴经脉自有完整的循行出入、曲折走向与气血运行节律，与手厥阴心包经同属手阴经，循行皆出于胸腋、行于臂内，而路径与腧穴各自成体系，临床可通过本经穴位疏通经气、祛除表邪。
《黄帝内经》的医道，并不局限于治病取穴，更蕴含顺应自然的养生法则。文中所言“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泻，因衰而补”，是贯穿中医的重要准则。经气充盛、邪气亢盛之时，当用泻法疏泄邪气；经气亏虚、正气不足之时，当用补法固护真气。施治不妄动、不强攻，顺应气血盛衰的自然规律，有助于“邪气得去，真气坚固”，这正是“因天之序”的要义所在。
少阴无腧”的问答体现了中医生命哲学的三个层面。其一，尊根本：心藏神而主神明，在五脏系统中具有统率性地位，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根基，不宜轻易扰动，体现了中医固本培元的重要思想；其二，重护卫：心包代心受邪、外围疏导，体现人体护卫抗邪、层层防御的生命智慧；其三，顺天道：虚实补泻顺应气血节律，不逆自然、不损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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